据测算，地方的财政收入里面，土地出让金和房地产税收一般会占到40%~70%。

从严格意义上讲，地方政府实际上也是投资方，只不过它所得到的并非利润，而是财政收入、就业、GDP以及日后的政治晋升。反转过来讲，当政府的经济活动出现收敛时，中国会恢复储蓄型(过剩型)经济的特征。

升值后，中国的可交换部门的盈利能力迅速下降，被挤出的资源反转强化了资产部门的膨胀，中国对出口过度依赖的下降，转化为对投资的更过度依赖，外汇占款的增长动力没有衰竭，或进一步上升。更关键的是地根撬动银根。随着政府的经济活动减弱和财政需求的下降，中国的结构性减税空间也被拓展。由于中央政府的强健，中国完全能够尽快清除目前银行部门的梗塞，由中央政府信用出手，防止政府存量债务的风险转化为银行信用的被动收缩，能够避免宏观经济的大波动。这是通货膨胀的供给面的逻辑。

一则所谓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这个钱最终还是来自于银行。中央银行备受货币超发的诟病，央行实际上控制不住货币的扩张。同时也要看到，我们现阶段关于经济运行、周期变化、货币需求及流速变动的预测方法和手段，仍然远非成熟状态(世界范围内，数量模型方法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在金融海啸来临时仍然被证明尚不胜任于实战，我国在此方面并不领先，实为学习、发展阶段，但不应排除而应追求今后的后来居上)，每当阶段转换前后，难免受到突如其来的震撼和认识上众说纷纭的惶惑，容易发生犹豫、拖延，甚至复杂情况下的误操作。

在以货币供给量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情况下，既要重视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所决定的货币创造过程，又要重视影响货币需求的其他各种因素，特别是把货币流通速度变化及影响的重要性放在更高位置，进一步提升观察中的敏锐度和预测水平，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研究影响本国货币政策有效性，以及影响物价稳定的相关变量，进而将加强市场预期和货币流速的预测及管理，提升对各种变化的实时反应能力，作为工作的重点内容和努力目标。这些问题直接关系着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和价格稳定目标的实现程度。此外，应总结我国市场预期管理和应急管理的经验，提高应对货币流通速度突变的宏观预测与调控能力。因此，货币政策的分析、抉择必然复杂化，要求把货币供应量和货币流通速度两条线索复合为一套更为全面、有效的调控思路和要领。

依此方向努力，更好维护物价稳定的宏观政策调控成效当可期待。如1998年一季度后、2008年三季度后，分别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冲击而果断启动的宏观政策转型，对于市场主体的普遍预期都产生了信心比黄金更重要的托举支撑作用，并在经济运行中以政策扩张促使经济止跌回暖的应急作用。

从年度变化数据可以看出，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趋势不是匀速的，有8个年份还存在小幅回升的情况。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至少需要考虑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货币流通速度不稳定变化的情况下，货币供给量作为中介目标的适用程度。因此，从当前看到长远，今后在我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调控水平已有长足进步的基础上，需要重点强化和优化全周期的宏观运行与货币流速预测能力、市场预期引导管理能力和应急管理能力，提高应对货币流通速度突变型通胀、通缩的能力。面对这些变化，需要思考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长期变化趋势是否已改变，原因是什么，影响是什么。

而常规幅度的货币流通速度下降所对应的可能是通货紧缩，也可能是正常的物价水平，但如果货币流通速度发生巨幅下降，当年或随后一年所对应的必是通货紧缩。目前我国货币流通速度似处于一个非渐变、非常规的特殊时期，相关不确定性因素一旦演变为确定性的组合，很可能产生经济运行中的某种临界转换点，并可能对我国货币政策和宏观政策调控带来挑战。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宏观调控实践，实际上已形成了可称为市场预期管理和应急管理的调控经验。每当经济周期中阶段转换来临、经济热度明显变化之际，基于大势研判而决策出台的宏观政策转型，都是生动表现。

理论界曾较广泛较充分地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趋势，但对于近年来货币流通速度的诸多变化及未来发展趋势还有待进一步深化研究。历史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总趋势中，可观察到货币流通速度陡升与通货膨胀具有同步对应关系

其中流动财富是随时可变现的，而人力资本则不然，不可随时变现。如果这些公司不能扩展业务多赢利，那么一方面它们无法给现有的员工加薪，使员工们的消费需求下跌，另一方面这些公司愿付给帝国大厦的办公室租金也会下降，使帝国大厦未来的现金流减少，结果是帝国大厦的价值下跌。

20世纪80年代，一位来自河南农村的妇女（我们不妨称她为张大姐）看到，住在三里屯的外国人很多，但却没有一个专为他们服务、适应他们生活与饮食习惯的杂货店。人力资本的价值通常等于一个居民未来数年的劳动收入的总折现值。可是，再过两三年后当她的店铺重新开始赢利时，她又被命令关门。比如，假如在居民收入增加后不是去增大消费，而是把更多收入储蓄起来，那么除非国外需求很强（靠出口来增长），否则经济增长链到这一步就被卡住了。如果产权得不到保护，住在帝国大厦里的公司就无激励去多雇人、去开发更多产品来扩大业务。被关掉一段时期后，张大姐又在三里屯的另处重新开店，想法找回过去的常客。

年轻的李四刚刚博士毕业，他的人力资本可能非常高，但流动财富有限，他即使想要大大增加消费也无能为力。以失业保险为例，如果张三夫妇在40岁时失业而且从此再找不到工作，但他们一家未来的生活费、教育费等可能是50万元，那么他们未来的花费经从何而来？尽管这是小概率事件，但一旦发生，其后果对张三夫妇来说不堪设想。

但是一根火柴棒却可以摧毁一栋房子。当然，如果因产权得不到保护使整个经济进入这种恶性循环，其结局只能是整个国家的财富都逐步下跌。

日本、美国与新加坡的经验说明，一个国家更重要的财富是其能促进财富创造的制度机制及其相配的自由金融创新体系，这种制度财富是无形的，但它比有形的地大物博更重要，更值钱。另一方面，正因为李四每月只要支付2800千元（而不是每月存下4000元），那么他现在每月可多消费1200元收入，这显然有力于内需的增长。

这种不确定性不仅妨碍创业者的积极性，而且迫使每个人把已挣来的收入尽量积蓄在银行、不去消费。金融创新解放消费潜力仅有合理的产权与法治框架还不够，还必须有足够的金融证券品种帮助社会大众规避风险、调配不同时候的收入。因此，住房贷款不仅能改善众多老百姓的生活，让每个人尽早住上自己的房屋，而且能启动更多的内在经济动力。怎样让每个居民从增加的人力资本感到富有呢？那就得通过金融创新来帮助老百姓把人力资本兑现，把他们未来的收入流进一步证券化。

这说明，面对产权的未来处境的不确定性，即使张大姐这样的创业者们已经看到了自己事业的成功，他们也不敢感到很富、不敢去增加消费，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成功创办的资产的价值是非常脆弱的，这些资产的未来太不确定。于是，张大姐租下一间屋子，开张一家专为外国居民服务的杂货店。

一个道理很显然：一国的财富并不完全取决于其自然资源。如果各大中城市的居民都如此，全国的内需水平可想而知。

当然，即使她知道能作行政诉讼，她也不一定会相信法院能保护其无形的财产权与创业权。小时候在湖南上学，我们学到中国地大物博的事实，并认识到正因为是这些丰富的自然资源，所以我们中国是多么富有。

住房贷款、教育贷款、退休投资存款等类型的证券（这里，我们把所有保证在未来某个时间或某种条件下支付现金的契约称为证券，包括贷款、保险合同等），其作用都是帮助居民把一生中不同年龄时的收入进行配置（要么把未来的收入提前消费，要么把今天的收入推迟到未来消费），以期让居民一生中不同年龄时的消费尽量平均。当不能有住房贷款、教育贷款时，居民们就无法合理地配置其一生中的消费安排，可能在40岁之前无法消费、必须存钱，而到快要退休时可消费的钱又相对过多。如果这样，一家人除了最基本的生活费用外，在十几年里可能无法有太多其他消费。于是，帝国大厦管理公司给员工的工资也只能减少、甚至裁员。

我们自然要想：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因本国内需不够而都在靠出口、靠外需来为其经济提供原动力的时候，世界上必须有些国家内需过剩，迫使它们靠进口来满足。这些增加的居民消费又反过来进一步刺激厂商去扩大投资、增加生产——这条经济增长链的任何环节都必须运作正常、缺一不可。

如果要经济快速增长、使国家富强，厂商必须有激励、也愿意去扩大投资、扩大生产。农村出身的张大姐无可奈何，她觉得有了这几年办店的机会就让她很满足了，不知道她还有对相应部门作行政诉讼的权利。

她的服务质量赢得了众多常客，生意越做越大，张大姐也慢慢开始雇用多个员工、装修店铺。那么，一国的财富由什么决定呢？为什么世界各国贫富悬殊？既然中国、美国、俄罗斯与印度都地大物博，是什么使这些国家的财富状况千差万别？内在的制度财富更重要在近几年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大家都在讨论如何在国内扩大内需，为下一波增长寻找原动力。